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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南方”是数百年殖民主义掠夺在地球版图上投下的阴影。以人均GDP衡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呈现出与全球北方国家相对贫困的状况，这一差距的根源可追溯至殖民主义。全球南方国家都有被殖民或被殖民国家统治和掠夺的经历。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荷兰殖民统治期间的巨额财富掠夺，导致该国在1950年独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教育水平低下、文盲率居高不下，并背负了殖民者遗留的沉重外债。这种因殖民掠夺而陷入极端贫困的境遇，在独立初期的中国、印度及众多东南亚国家中具有普遍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殖民体系虽然在形式上趋于瓦解，但其内在的等级秩序与权力结构依然存续，并与新兴独立国家建立更平等国际秩序的努力形成持续的紧张关系。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开幕致辞中便已预见到：殖民主义在形式上结束后，将以新的形态持续存在。而在殖民主义诸多剥夺形式中，最深层的是对想象力的剥夺。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曾有一个著名的表达“TINA”—— “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市场化、私有化、去监管化等信条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所接受。这种以市场为导向、高度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塑造为人类共同未来的唯一驱动力。当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掌握了工业化与全球扩张的技术及方法，而大部分南方国家则缺乏相应的能力。这种物质与认知上的双重不平等，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面对强势的外部力量时，逐渐丧失了以自身方式塑造世界未来的信心。此种状态可被界定为本体论失能（Ontological Incapacity）。即在本体论层面失去了对世界的未来进行自主想象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亦是此种思潮的延续，其观点认为人类制度的探索已臻终点，美国模式即为最终答案。

　　上述关于“别无选择”“历史终结”的叙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和知识界的理论天真。对于南方国家而言，以“华盛顿共识”作为总结的新自由主义议程，通过推动贸易与外国投资自由化，重构了新的依附关系，逆转了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为摆脱殖民遗绪所做的努力。此后，殖民主义又呈现出两种新的表现形式。其一，金融资本的崛起模糊或掩盖了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之间的差异。其二，与技术有关的新统治形式的出现，使知识产权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深刻改变了国家间技术竞争、产业发展的规则与格局，也奠定了此后中美之间技术竞争的框架。

　　全球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而且是一个知识和政治的场域。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作为前殖民宗主国的全球北方长期占据中心地位，将自身定位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将南方视为被研究的对象与数据的提供者。这种源于殖民主义的知识权力结构，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一种认识论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将欧洲的特定历史经验与视角伪装成普世线世纪之间，欧洲人和之间就巴勒斯坦归属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战争，无论在印尼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语言里，欧洲人屡次前往巴勒斯坦并与当地开战这件事都被称作“十字军东征”。这一命名源自欧洲人将其视为基督教对抗教的战争。然而，对于当时的世界而言，这并非纯粹的宗教冲突。当时教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和平生活着不少阿拉伯基督徒，而且当欧洲基督徒前往巴勒斯坦时，他们也会抢劫和杀害东正教徒。直到欧洲殖民势力快速扩张的19世纪，随着欧洲教育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才开始在阿拉伯语、波斯语或马来语中使用“十字军东征”一词。词语的使用，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于当时世界的理解方式。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虚假普世主义的危害不止于叙事扭曲，更在于其对全球南方本土声音的压制。它通过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复杂性与能动性，为殖民征服提供了合理化依据。例如，将美洲原住民社会描绘为没有国家治理能力、缺乏复杂政治思想与宗教的“前文明”状态，这种智识上的贬低与抹除，为殖民者的占领与统治铺平了道路。这一逻辑与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兴起时对巴勒斯坦的说法如出一辙。其“一片无主之地，留给无地之人”（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的口号，正是通过虚构一个“没有文明”的巴勒斯坦，来论证其殖民项目的正当性。

　　这种客体化逻辑同样存在于文化领域。许多文化政策将文化视为审美装饰或旅游宣传的工具，却忽视了其背后深层的知识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倾向于将文化固化为特定历史节点的静态产物，而非一种持续演进的鲜活实践。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重拾文化主体性，认识到文化不仅是经济或政治变革的背景，更是社会想象与表达变革的核心结构。它关乎如何将全球南方塑造为一个具有共同愿景的共同体。从20世纪的亚非作家会议和亚非电影节，到当今数字媒介时代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始终是构想另类世界观与超越国界团结的力量。因此，若要自主定义未来，全球南方必须将文化视为构想团结与认同感的核心动力，而非停留在过去的“化石”或经济发展的点缀层面。

　　尽管如此，南方的自主发展实践从未中断，各国始终按照自身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特点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却不断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南方国家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认识和理论化进程也没有中断，然而，这种实践与理论化的努力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话语权和知识生产能力所遮蔽。西方知识界倾向于运用自身的理论框架（如“发展型国家”概念）来收编和阐释南方的经验，而对于发展主义的批判性论述，如埃斯科瓦尔的“遭遇发展”论，也未能摆脱西方主导的发展议程与知识范式的钳制。南方在全球知识场域中丧失了自我表述和对话的能力。“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实践经验，难以被置于主导性理论范式中进行有效言说。

　　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南方经济力量的显著崛起，其进行理论赋权与自我阐释的自信才得以重建。新发展主义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理论自觉。如果说传统发展主义的诞生与全球南方的初步形成同步，那么新发展主义的兴起则与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同步。它精准地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将全球南方的关注点从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民主、人权等议题重新转向国家能力、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际贸易与金融等根本性的发展问题。在此进程中，中国作为发展主义的最早实践者与新发展主义的关键贡献者，为重构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全球发展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参照。

　　新发展主义并非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源自对新自由主义及传统发展主义实践反思的一系列思想与政策主张的集合。本体论上，它解构了西方现代化的线性目的论，肯定了多元发展路径的合法性；认识论上，它超越“唯增长论”，强调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及社会文化的内在价值。因此，新发展主义必然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同时也要反对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其核心在于将“国家能力建设”置于先决地位，主张通过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能动作用，将工业化普遍规律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确保在汇率控制、资本监管、产业政策等领域的经济主权，最终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往可持续繁荣的自主现代化道路。

　　在发展战略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就像一对历史的钟摆，在国家主导和市场至上之间摇摆不定。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南方的主要发展模式是由国家主导的。受到欧洲战后国家规划成功的启发，加上新独立国家对自力更生的渴望，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关税保护和国有企业扩张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国家制订定经济蓝图、国家主导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关键部门的集中控制。例如，菲律宾建立了大型国有企业，在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促进本地制造业的发展。泰国同样实施了五年计划，并在银行、运输和工业领域促进了企业发展。

　　此后出现了一系列警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危机。这些危机说明，国家不能仅仅是经济的监管者。于是，激进的财政政策回归，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产业政策重新出台，贸易和投资战略变得更有选择性和战略性。可以说，国家－市场的钟摆已经摆回，国家正在发挥更加平衡的作用。这种重新平衡并非凭空出现。它大量借鉴了东亚的经验，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市场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利用市场，以及如何建立学习、适应和引领的制度。

　　东亚模式以战略性的国家干预为基础。政府协调产业升级，支持关键部门，保护新兴产业（初创企业），并在人力资本和研发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他们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了排序，并确保技术转移到国家商业合作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采用了这种模式，将国家资本主义与全球一体化基础设施、特殊经济区、国有龙头企业和专家主导的制造业结合起来。东南亚也从东亚学到了经验。在模仿与创新之间的东盟混合发展模式中，东南亚并没有全盘采用东亚模式。相反，东南亚国家制定了混合战略，将自由的经济原则与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区域一体化和社会投资结合起来。例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前瞻性地布局未来产业，并通过淡马锡控股确保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泰国则以“泰国4.0”战略和东部经济走廊为抓手，系统性地推动高科技工业化。越南巧妙地将外国直接投资与培育本土供应链相结合，而印度尼西亚利用出口禁令等手段倒逼国内加工业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菲律宾亦在更新其发展蓝图，强调重建国内产业能力，而非简单吸引外资。这些举措共同彰显了国家在塑造区域经济未来中的核心作用。

　　东南亚的发展经验表明：第一，拒绝新自由主义教条并不意味着拒绝市场。反而，它意味着战略性地利用市场、有序推进改革、投资国家能力建设与促进竞争以抑制寡头垄断。第二，这些经验突出了国家能力的核心地位，不仅在监管方面，更是在愿景设定、政策连贯性和制度学习方面。第三，发展不是一个固定公式，而是一个过程，需要战略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契合，向他人学习并不断调整。第四，发展需要进一步强调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不仅在成果上，而且在设计上。未来，突出经济自主与知识主体性，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重视社会正义、数字技术创新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将是南方世界发展的新意涵。

　　在其2023年发布的《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中，东盟重申了其地缘经济思维，将加强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支柱。即便是面对成员国间的领土争端等敏感地缘政治问题，东盟依然倾向于运用地缘经济的合作框架来缓和与管理矛盾。东盟的成功在于，它证明了在一个政治制度（包括四个君主制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文化（包括世界三大宗教）极度多元的区域，国家间无需趋同，而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合作机制来管理差异、共创繁荣。

　　对于中国而言，东盟提供了一个连接各利益相关方的宝贵外交平台。在诸多区域对话机制中，东盟的中心地位与中国的合作伙伴角色形成互补，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平衡且高效的平台。这种被称为“全球东盟”（Global ASEAN）的模式，使得东盟能够超越地理邻近性，与金砖国家等区域外机制建立对话渠道，进一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在此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日益深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2013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正是在中国领导人访问东盟期间提出的。近十年来，东南亚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柬埔寨的经验尤为突出，它提供了一个边缘经济体如何通过发挥战略能动性与坚持主权自主，成功利用外部合作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样本。

　　传统发展理论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常导致边缘经济体在与中心国家的互动中陷入依赖。然而，柬埔寨在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中，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与战略规划，成功构建了一种相互依存而非单向依赖的合作关系。柬埔寨政府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本国的“五角战略”紧密结合，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可持续增长与机构能力建设。通过战略性地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和优惠融资，柬埔寨在利用中国资本与技术的同时，确保了项目最终的资产所有权，有效规避了潜在的债务风险，并保证了“一带一路”项目服务于本国的长期发展要务。2017～2022年，“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有力推动了柬埔寨GDP实现年均6%至7%的增长；农产品对华出口增长30%，其中大米出口的70%销往中国市场。柬埔寨的案例充分证明，通过成熟的谈判与战略对接，发展伙伴关系可以实现真正的双边互惠，这一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市场驱动的典范截然不同。柬埔寨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合作说明，南方国家有能力驾驭全球经济结构，挑战新自由主义。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三，与主要伙伴共同探索新兴前沿领域的合作。中国与新加坡在贸易数字化领域的合作堪称标杆。两国开展的首次跨境无纸化贸易及中国、新加坡和中东的互操作性贸易数字化试点，不仅提升了企业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更为构建更广泛的区域数字贸易框架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推动数字经济方面有很多前沿创新和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与柬埔寨的合作则彰显了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减贫方面的关键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等框架下，以2022年建成的金边－西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重大项目，显著改善了柬埔寨的互联互通水平，降低了物流成本，并带动沿线经济发展。此外，针对农村的农业技术支持和职业培训也直接惠及基层社区，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这些务实举措成为柬埔寨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有力推动该国多维贫困率从2014年的36.7%大幅降至2022年的16.6%，凸显了以发展为导向的伙伴关系所带来的显著成效。

　　当然，任何深度合作都伴随着潜在挑战，如债务可持续性、环境与社会影响等。对于许多试图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驾驭复杂伙伴关系的南方国家来说，这些挑战是普遍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如何改善治理、监管监督和公众沟通。这时，东盟的区域性协商可以有助于统一标准、调解风险并建立参与框架。虽然双边合作可以带来显著的好处，但必须辅以多边协调。东盟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关键。通过将东盟的中国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倡议或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中国平台对接，可以从零散的合作通道过渡到体系化的合作。